余世存的名言

•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，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。他在名篇《呐喊自序》中写道：“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”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直到晚年，鲁迅还回顾说：“契诃夫的想发财，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，而这时候，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。看不起钱，也是那时的所谓‘读书人家子弟’的通性。我的祖父是做官的，到父亲才穷下来，所以我其实是‘破落户子弟’，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，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。”

•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，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为生计所苦，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。也只有如此，从当时到现在，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。

•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，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。

• 时空并非均匀。一旦时分两仪四象，如春夏秋冬，我们必然知道自己在春天生发、走出户外，在冬天宅藏，在秋天收敛，在夏天成长。尽管圣贤对时间有着平等心，在“初日分”、“中日分”、“后日分”能以等身布施，但朝乾夕惕仍有分别。王阳明甚至发现了时间与世界的关联：“人一日间，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，只是人不见耳。夜气清明时，无视无听，无思无作，淡然平怀，就是羲皇世界。平旦时神清气朗，雍雍穆穆，就是尧舜世界。日中以前，礼仪交会，气象秩然，就是三代世界。日中以后，神气渐昏，往来杂扰，就是春秋战国世界。渐渐昏夜，万物寝息，景象寂寥，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。”

• 立春之日，敏感的人可以察觉，太阳出来时较之冬天的太阳不太一样了，此时阳气充足，吹面不寒，阴冷之态消失。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白昼长了，太阳暖了。“立春一日，百草回芽。”农谚提醒人们，“立春雨水到，早起晚睡觉。”大春备耕也开始了。虽然如此，大陆中国的很多地方，仍然是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冬去春来，这不仅是天地间的物象，也是人心的理路。人们爱寻觅春的消息：那柳条上探出头来的芽苞，“嫩于金色软于丝”；那泥土中跃跃欲出的小草，等待“春风吹又生”；而为着夺取新丰收在田野中辛勤劳动的人们，“立春一年端，种地早盘算。”

• 郁达夫是现代史上的大文人，一度被称为中国的“卢梭”。这个少年时代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，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过医科、政治学科，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他看过几千部西方的小说。1921年，25岁的郁达夫出版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《沉沦》，轰动文坛。

• 由此可知，梁启超有经济头脑，有政治抱负，却少了政治魄力和政治能力。好在他的财经思想今天已是国人的常识。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说不尽的。具体到经济领域，我们可以说，他仍给今天的文化人树立了榜样，那就是知识人不必讳言利益，也应该参与经济实践。

• 我们世纪的先知对人性的不忍之善更不为人知，文明的道统更为衰败不堪。由于先知的缺席，渺小而孤独的个体与敬畏、安慰、希望，与人生世界的总体性解释完全隔绝。这是后世人们受管制和异化的秘密，是人们在生存秩序上失衡的秘密，也是人们在精神心理上变态的秘密。

• 翻开中国的史书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先知，只不过，他们被更为庞大的史官士人以及江湖术士们淹没了。对一个建立了政统秩序的统治集团来说，无论是天地大道还是歪门邪道的存在，这些道统和江湖都是对其政统的制约或威胁。因此，它联手史官士人以理性的名义，来扼杀先知，所谓“妖言惑众者弃市”；甚至以我注六经的形式来谬托知己。这是我们中国先知以及先知一样的思想家们被遗忘的秘密。

• 可以说，鲁迅的收入不算低。有人因此认为，“鲁迅能够自食其力、自行其是、自得其乐，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” 。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，他虽然朴素，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：鲁迅爱逛琉璃厂、淘古物字画，爱吃馆子、摆酒席，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；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，他和许广平、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，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、赴宴席……

• 如果我们考察自家历史上的先知，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，这种自主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没有多少神秘性，有的是理性的敬畏，而不是“理性的自负”。他们能够不占而卜，他们清楚一切需法自然天道，一切在于人事努力。善易者不卜，他们懂得变易的道理，牢牢地守住天理人情。可以说，他们是理性主义者，如果我们说他们是敬畏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者，也能够成立。传说中比较早的预言家是大禹，三皇五帝时代的终结者。

• 立春：天下雷行而育万物。立春是我们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，从天文学上说，这是太阳到达黄经315度时的时空。从一个太阳年历法的角度看，似乎应该把冬至即太阳到达南回归线的时间当作最后一个节气，此后的节气即小寒则为第一个节气。从太阴年历法的角度看，立春作为节气之首也是无可无不可的，虽然立春多在朔日前后。而从农历年的角度，立春并不是新年的开始，真正的新年开始就是大年初一。但中国人这样确定了历法，跟中国人对天地人演进的观察思考之细密有关。

• 1927年夏天，鲁迅对朋友说：“我想赠你一句话，专管自己吃饭，不要对人发感慨。并且积下几个钱来。”1928年夏天，鲁迅对一位朋友说：“处在这个时代，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，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，以备不虞。”过了几天他又说：“说什么都是假的，积蓄点钱要紧！”

• 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，儒、释、道、耶、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源泉，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，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，那绝非“混搭”，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。

•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处于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。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，宁做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；但确实，在混乱的自由中，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。平时卑微、平庸的、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，激发出人性的光芒，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。

•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：“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，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？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，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。鲁迅全面否定儒教，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，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，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。”在钱穆那里，当年西化的鲁迅、胡适是新儒家，我们由此可以理解，传统的儒道互补、内佛外儒，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。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，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“新儒家”。我们由此可以理解，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，传统的儒、释、道仍能够借身还魂，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。

• 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，到逐渐侧重治身、治心，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。其实，与其说陈撄宁、余云岫治身，梁漱溟、熊十力治心，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。传统的说法，儒家治世，道家治身，佛家治心。儒释道在近代合流，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，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，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。我们今天都知道，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，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，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。

• “从政要学曾国藩，经商要学胡雪岩”。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“官场楷模”。他升官最快，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；做官有道，政声卓著，治民有言；保官最稳，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，荣宠不衰。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，“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”，虽然满清朝廷失言，但他的事功当是时已经王霸天下，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。他“匡救时弊”、整肃政风、学习西方文化，使得晚清出现了“同治中兴”；曾一生致力结交、网罗、培育、推荐和使用人才，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，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。